王洪章：资本市场要建立在长期、耐心、信心之上

专题：2024第九届新金融论坛

　　2024第九届新金融论坛于2024年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秩序重构与中国金融力量崛起。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王洪章出席并演讲。

　　王洪章在演讲中表示，当前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距离金融强国建设的目标还有距离。

　　他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并不健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市场，难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和国家创新需要等，此外，参与国际竞争不强反弱，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攀升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国际规则参与权、参与程度不高。　　

　　对此，他强调，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是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的基础。

　　近年来，尽管我们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强，但随着金融改革创新的加速推进，我国已形成种类相对齐全、竞争相对充分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产品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在逐步增强。目前，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股票、债券、保险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此外，王洪章还表示，资本市场要建立在长期、耐心、信心之上。他强调，市场的责任是创造一个长期投资的良好环境，建立市场预期，不负耐心资本，让投资者的财富有增长。大家都在谈老百姓消费不足，不是不想消费，是因为缺乏收入预期，如果把收入预期建立起来了，再加上法制环境的保护，资本市场低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

　　以下为演讲实录摘编：

　　瞭望周刊、瞭望智库举办这个论坛，非常重要。其实我们都在认真学习和思考我们在新时代如何在改革中走好中国特色金融之路。

　　一共八届新金融论坛，贯穿着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改革学习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金融是以改革显示他的生命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致力于打造金融强国，实现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金融业是直接的、通过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的行业。不论是银行贷款、保险等间接融资方式，还是股票、债券公私募等直接融资方式，都发挥了资金融通、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作用。因此，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体系。

　　二战后，美国先后通过构建 “黄金—美元”和“石油—美元”全球美元货币体系，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核心国。随着经济潜力的释放和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已从这一体系的新兴参与者，转变为美国眼中的潜在挑战者。

　　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系统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了贡献。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美元的霸权地位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仍具有较强的稳固性，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经济金融形势面临一些新变化新挑战。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距离金融强国建设的目标还有距离，我们缺乏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总结；金融市场并不健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市场，难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和国家创新需要；小型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伪金融科技扰乱金融秩序，制造了一些区域性金融风险；一些大型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以及贷款质量、聚焦主责主业方面存在偏差。综合化经营尚存在不足；参与国际竞争不强反弱，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攀升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国际规则参与权、参与程度不高。

　　上述需要在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行进中逐步加以解决。今天主要就五个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是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的基础

　　中国金融发展之路是经过我们党百年艰苦探寻走出来的，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它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500年的金融史，也不同于前苏联十月革命后继承资本主义制度的金融体系，更不同于建国前旧的金融制度，从1921年党成立初期湘鄂赣粤农业合作社，到1928年井冈山造币厂到瑞金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再到遵义、延安的国家银行，再到1948年10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我们是独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匹配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所以我们讲，中国金融是中国特色金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建设金融强国。

　　它的理论基石，首先是它的政治性，即坚持党的领导，二是人民性，即以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政治性愈加明显和具体，加强了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逐步解决了党的建设缺乏，层层衰减问题，破解人民群众在金融需求方面“急难愁盼”问题，逐步改变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状态。

　　这个理论基石在金融实践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美国的货币主义和市场价值理论，使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和调控仍在于维持金融集团的特殊利益，特别是监管的放松，造成了新的金融风险，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我们在金融调控中，其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既着眼于稳定物价，又兼顾就业指标，特别是关注经济增长趋势，和区域发展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带有明显的人民性。

　　第二，关于参与国际竞争问题

　　首先要解决“大而不强”问题，金融机构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上市红利消失，息差缩小，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金融科技发展迅猛这样一个形势，大型商业银行开启了包括国际化在内的转型发展之路，但由于三年疫情和美国脱钩断链的影响，国际化进展似乎放慢，竞争力不足。

　　参与国际竞争，需要遵守国际监管规则和同业最优指标，比如资本充足率指标，2014年时，巴塞尔委员会曾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额外加点的要求，我国大型银行普遍达不到，最后采取过渡期办法推迟执行，随着息差的缩小和银行贷款不良率承压，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会长期存在。还有目前银行R0E水平偏低，五大上市银行的ROE为12%左右，前五大上市证券公司的平均ROE约为10%，远低于国际先进同业水平。即便是如火如荼的金融科技应用，我们在获客、支付和产品销售等方面领先于发达国家银行，但我们与国外同行差距明显，包括商业银行的运营管理、融资合同的审查、风险控制等金融科技的技术水平，在隐私和数据保护方面如何不被客户担忧，如何免受网络威胁欺诈和诈骗，金融科技的创新和责任心同等重要。

　　上面讲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是普遍适用的，并随着全球金融风险的显现，强制性也在逐步增强，但国际规则实质上与国家金融实力和货币影响力有关系，引申出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需要提升，目前的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和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仍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实质主导权仍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主要原因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结算占比超40%，欧元占比36%，人民币仅为3.2%。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贸易大国，要加大人民币在国际结算特别是双边贸易结算中使用的力度，前提条件是保持贸易平衡和经济稳定，要研究在大额支付中如何避险，并提供技术和金融支持。小额支付如何进一步方便快捷，保持住既有优势。一带一路是人民币走出去的最便捷渠道，可以研发沿路国家用人民币交易和避险的各种工具。另外，要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支持金融走出去，这是参与竞争争取话语权的有效渠道。

　　参与全球性的市场定价权尚距遥远，我国金融市场交易量大，但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权、国际信贷、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几乎都由欧美市场确定。例如：农产品价格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为准；原油价格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伦敦洲际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准。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也是如此，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和其在2017年推出的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对全球各国有显著的引导作用和溢出效应。彭博巴克莱指数则是引导全球资产管理、基金公司配置股票、债券的主要指标。尽管如此，也并非无事可做，2014年中国建设银行利用伦敦人民币清算行的机会，在伦敦发行10亿元人民币离岸债，共获得72个离岸客户，55亿元的认购。随后又推出了首次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货币基金ETF，在伦敦交易所挂牌交易，为国际投资者能够在境外投资中国短期债券提供了可能。同时与伦敦金属交易所和交易所清算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购买了LME交易所核心圈中9个会员中的一个，帮助建设银行参与LME交易，探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价格”之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建设金融强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市场要建立在长期、耐心、信心之上。

　　资本市场有代表性的是股票市场，在宏观政策和监管政策强力指导下，终于实现了三个月的止跌回升，这是今年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基础。

　　资本市场问题比较复杂，包括需要改变的融资结构的2：8不合理比例。

　　还包括培育投资市场机制，让市场主体有耐心，有信心，有可预见的未来，而不是一个投机市场。

　　再有一个是如何让全民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活跃起来，除了股票市场之外，鼓励大家投资创业，参与企业的并购重组，特别是支持和投资新质生产力，让金融资源向新质生动力倾斜，我们在90万亿股票市值之外，还有134万亿元的住房存款，70多万亿的非金融企业存款，让这个市场中的存量资金动起来，增量资金有序入场，投资市场一定会活跃起来。

　　还有个投资者教育问题，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显著区别是，是长期投资，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瓶颈或不足是缺乏长期投资，中长期资金持股占比不足6%，低于境外成熟市场普遍20%以上的水平。对于个人散户投资者而言，短期化特征突出，追涨杀跌的投机风气严重，即使是公募机构和保险公司等大型投资者，也在短期化的考核制度下，追求短期投资的收益，放大了市场的波动。例如，截至2023年6月末，全市场净值型理财产品中，3 个月以内期限的短期限产品占比近60%。

　　市场的责任是创造一个长期投资的良好环境，建立市场预期，不负耐心资本，让投资者的财富有增长。大家都在谈老百姓消费不足，不是不想消费，是因为缺乏收入预期，如果把收入预期建立起来了，再加上法制环境的保护，资本市场低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看到中央财政最近的一系列财政措施正在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第四，改革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投资为辅的投融资结构。

　　近年来的直接融资在社融中的平均占比 12%，呈下滑趋势。2014-2016 年为高峰，占比 20%左右，2023 年下滑至6.81%。从社会融资结构看，贷款等间接融资占社融比重不断提高，2023 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占同期新增社融规模的62.4%，企业股票和债券新增规模占比分别为4.6%和 2.2%，由于制度、监管、投资者保护等机制仍然不够健全，中小微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的通道不够畅通。北交所还存在规模较小、流动性不充分等问题。同时，在债券市场上，小微企业债发行量规模小，据 Wind 统计，2023年小微企业债发行总量为2759.6亿元，占所有债券发行总量的0.4%，是同期小微企业贷款的3%。许多中小企业难以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改变融资结构需要进行制度设计，比如支持商业金融机构建立科技银行，类似美国的硅谷，赋予直接融资功能，鼓励商业银行从事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积极开办投贷联动业务。大力发展资管和财富业务，资管和财富业务有必要成为机构内子中心或子公司。当然，最根本的是加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曾被写入文件，转型发展的内涵是，不再单纯以提供存贷为主，转为为企业和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实现综合服务、综合收益、综合发展。

　　我们国家缺少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至少在目前来看很有必要，这可能需要依靠政策和制度设计，通过市场行为来实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投资银行，为国家资本建设夯实基础。

　　第五，持续提升金融风险管控能力。

　　中国特色金融客观上要求更高的金融国际化程度，需要较为宽松的资本账户管理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汇率等价格决定机制。但在改革过程中要掌握风险管理的主动权，强化风险识别、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能力。要加强当前对不良资本承担状况的分析判断和研究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提高风险识别与计量的准确性；不断探索与完善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型风险管理机制；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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